中国人为什么爱吃螃蟹？
中国人对蟹的热爱可谓独树一帜，全球瞩目。仅在上海，每年大闸蟹的消费量就高达数万吨。蟹文化早已深深融入中国的饮食文化之中，被视作中国餐桌上的独特风景。
与世界上许多地方不同，许多文化和宗教对螃蟹的食用有所忌讳。例如，欧洲由于的传统影响，螃蟹并不被视为美食；教的教义中也有关于禁止食用螃蟹的规定。在中国，螃蟹的地位却截然不同。无论是西北的还是南方的汉族，都对螃蟹情有独钟。这种差异凸显了食物文化在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多样性。
中国人对螃蟹的热爱并非无章可循。螃蟹的时令性特点为其增添了一层特殊的文化背景。正如俗语所说，“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 螃蟹与秋季息息相关，成为了季节变化的标志之一。这种传统源远流长，被众多文学作品所记载和赞美。
除了时令性，螃蟹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还与其地域特性有关。江南地区的水乡环境为大闸蟹的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阳澄湖和崇明岛等地盛产的大闸蟹享誉全国。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无疑也为螃蟹的文化地位增色不少。
中国人对螃蟹的热爱并非偶然，而是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这种热爱不仅仅体现在餐桌上的美食，更体现在人们对自然、季节、地域的感知和尊重上。无论是时令性的美食文化，还是地域性的环境特色，都为中国螃蟹文化赋予了独特的魅力。在遥远的古代，中华大地上的生物状态与现今截然不同。那时的河道并非如今天这般富营养化，而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环境。想象一下，河水清洁，氧气充足，河蟹自由地在水中游动，鱼蟹类小动物繁衍生息。说到河蟹，我们必须提及一个有趣的词汇——“大闸蟹”。这里的“闸”字，指的是捕捉鱼蟹的渔具——蟹簖。在古代江海一带，这种捕捉工具被称为“沪”，上海的得名便源于此。
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原本地处内陆，食材多取自农牧产品。在上古时期，中国人极少食用螃蟹。除了在《楚辞》中出现的“蟹胥”一词，东汉以前的文献几乎无食蟹的记载。甚至在《吕氏春秋·本味篇》中，也未曾提及螃蟹。直到东汉郭宪所撰的《汉武洞冥记》，才首次提及食蟹：“善苑国尝贡一蟹，长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壳胜于黄胶。”螃蟹开始被视为美味。但考虑到善苑国位于海外，进贡的螃蟹巨大无比，很有可能是海蟹。
与现今不同，中国最早出名的螃蟹产地并非长江三角洲，而是青州。《周礼》郑玄注有“青州之蟹胥”，可见东汉时青州以产蟹著称。青州包括整个山东半岛，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滨海地带。很长一段时间里，“青州蟹”是最有名的蟹种。但在南北朝时，螃蟹常常被视作与海味并列的奢侈食物。唐代有人特别喜爱海蟹，但在宋元之后，人们开始觉得海蟹腥气、肉粗。到了明代，青州人已不再珍视海蟹。
南北朝时期，北方人习惯以牛羊肉为美食，对水产品并不在意。当时南北饮食习惯开始分化。晋人张华的《博物志》中记载，南方人喜食水产，而北方人则偏好陆畜。显然，作为水产的螃蟹，更多为南方人所喜爱。唐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汉唐时代，华北黄河下游的湖沼众多，这为河蟹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随着中唐以后的战乱和气候变冷，南方尤其是江淮、江南一带的稻作农业逐渐成熟，这里也成为了后世食蟹之风最盛的地区。
Eugene N. Anderson在《中国食物》一书中指出，安史之乱后的饮食开始偏向水产。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变迁，江南地区逐渐确立了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这一地区的饮食习惯融合了陆地与水域的精华，擅长料理河蟹、虾等水产。这种饮食习惯一旦形成便极难改变。晚至近代，在杭州举办的饮食博览会上，水产菜仍占据重要比例。
中唐时期开始，唐代诗文中频繁出现描述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产蟹的景象。螃蟹越来越被视为与南方、尤其是江南紧密相关的食物。虽然北宋都城开封也有螃蟹出售，但在内陆地区显然极为稀少。当时的人们对螃蟹相当陌生，甚至将其视为怪物。这也反映出饮食文化的南方化趋势。王利华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指出白居易对南方饮食的偏好可能代表了华北人士的饮食取向正在转变。的确如此，中晚唐之后中国的饮食习惯逐渐南方化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还体现在食材的选择上蟹成为备受推崇的食材之一在饮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昆山巴城捕蟹景象
阳澄湖大闸蟹的声名远扬，堪称名产中的翘楚。这一美誉的兴起，与苏州、松江一带淡水蟹的历史性地位密不可分。这片水乡湖田的开发、稻作农业的繁荣，以及当地的文化经济地位，共同铸就了这一美食传奇。
回溯历史，唐代时，沧州等地因产蟹而著称，而南方著名的产蟹之地并非苏州一带，而是江陵、扬州、宣城等地。到了宋代，苏州的蟹开始崭露头角。傅肱的《蟹谱》和高似孙的《蟹略》这两部专门探讨蟹的烹饪之作，并未将苏州蟹推为首位，而是认为西湖蟹独领风骚。
随着历史的演进，到了元代，苏州作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其螃蟹也名声大噪。但当时备受推崇的并非阳澄湖蟹，而是太湖蟹。清代时，淮河流域的淮蟹、天津的胜芳蟹等都受到推崇。而在晚清民国，杭州盛产的嘉兴南湖大蟹更是声名显赫。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在变迁。上海于1843年开埠后的经济繁荣，推动了阳澄湖大闸蟹和崇明蟹的地位上升。上海人的美食热情，使得这两种蟹的名声逐渐盖过了其他地区的蟹种。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曾作诗赞美：“非是阳澄蟹味佳，此生何必住苏州。”可见当时阳澄湖大闸蟹已名满天下。
随着时光的流转，这种吃蟹的风尚也随着一些上海人的移居带到了香港。每到秋天吃大闸蟹的季节，香港的菜馆都会热烈宣传，吸引食客。今天，上海蟹在香港已经名声大噪，甚至有一些食客远道而来只为品尝这一美味。
食物的珍贵价值往往是由文化决定的。大闸蟹之所以被推崇，离不开南方文人的口味宣扬和不断传承的文化趣味。历史上，文人的口味和倡导对食材的价值有着重要影响。最初的海蟹因其难得而名贵，但稻田里的螃蟹却因其文人的品味而珍贵。中国的烹饪典籍大多出自文人之手，他们的趣味和倡导无疑对食材的选择和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食蟹方面，最初的螃蟹吃法是“蟹胥”，即用酱料煮熟食用。随着历史的演变，汉代人开始将蟹制成蟹酱或蟹齑，后代的糟蟹便是由此而来。如今，阳澄湖大闸蟹因其鲜美口感和独特的烹饪方法而备受推崇。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对于食物的热爱早已深入人心。从南北朝到现代，有一种食材始终受到人们的喜爱——那就是河蟹。
在梁实秋的《雅舍谈吃》中，虽未提及糖蟹的吃法，但他对河蟹的烹饪却颇有研究。如今，北人虽不再尝试甜螃蟹，但南人的醉蟹仍然让人垂涎。唐宋以来，河蟹的烹饪方法愈发多样，文人墨客们更是为其赋予了许多诗意。从白居易开始，文士诗人对日常饮食生活的关注逐渐增加，他们乐于记咏生活中的点滴，包括那些普通却新鲜的食材，如竹笋。这种风气在宋代达到了高峰，文人们对日常饮食养生的兴趣愈发浓厚，口味也逐渐转向清淡。
苏轼等文人更是以蔬食为美，对河蟹的热爱更是淋漓尽致。这种饮食风格的传承在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中得到了印证：“真味只是淡”。在烹饪上，人们也强调尊重自然本色，多用蒸煮以保存食材的原味。晚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更是认为吃蟹无需添加作料，保持其原汁原味才是最佳。
清初的李渔更是将河蟹视为天下第一美味，他的饮食评判标准是崇淡尚雅。在这种观念下，河蟹的美味被无限放大，其鲜而肥、甘而腻的特点让人欲罢不能。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也强调了蟹的独特魅力，并指出其最佳烹饪方法是淡盐煮熟，自剥自食。
在这种文人饮食趣味的推动下，河蟹的地位逐渐上升，价格也越来越昂贵。在《红楼梦》的描述中，一餐螃蟹宴的费用足以让普通人家度过一年。人们吃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更是附加在商品上的“品牌价值”和那种独特的“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除非有确切证据表明对人体有害，否则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这种饮食观念，从古至今一直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