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皇帝喜好沉迷 沽名钓誉好大喜功

本文是关于皇帝为何容易沉迷在沽名钓誉、好大喜功之中的野史秘闻，让我们一起其中的奥妙！

韩非曾言：“臣下有五壅之主，封锁其主，控制财利，擅自行令，私自予人好处，扶植私人党羽。”这揭示了皇帝容易被蒙蔽的五种情况。人们常常看到对皇帝的谀词，似乎世间万象都逃不脱他们睿智的目光，最高掌权者却是最容易被蒙蔽的。

皇帝之所以容易被蒙蔽，客观原因在于其地位之“高”。下情上传至皇帝耳中，需要经过层层过滤，一切有碍于视听的信息都被过滤掉，而一切被认为需要而无的信息则会被添加。“最高”所见到的，往往是臣下希望他知道的东西，也是最虚假的东西。

以唐德宗贞元末年的李实为例，他任京兆尹时专横霸道，对民间疾苦漠不关心。当时关中大旱，粮食歉收已成定局，他却盘剥百姓，聚敛钱财以奉皇帝，以满足皇帝的欲壑，巩固自己的恩宠。当德宗询问民间情况时，他虚报实情，致使本应减免的租税未能减免，百姓苦不堪言。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历代最高掌权者处理政事的基本手段是批阅奏章和会议汇报。中国的官僚在蒙蔽上司方面，手段极为高明。皇帝看到的材料都是经过筛选的，听到的汇报也是经过加工的。许多最高掌权者虽然勤政敬业，却依然难以识破臣下的真相。

某些精明的最高掌权者深知其中的弊端，也采取各种办法来防范和克服。例如雍正制定的“秘密奏折制度”，让官员的奏疏直接送达皇帝本人，避免中间梗阻和过滤。这种制度依然不能完全避免欺蒙。雍正自己也曾表示，即使使用耳目，也不能完全信赖身边的人。

有时，最高掌权者想下去体察民情，看一看真实情况。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臣下的预料之中。臣下会事先安排应付的办法，挑选要去的地方，乔装打扮一番，以展示百姓的颂声和大好的形势。这样一来，皇帝所见所闻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表象，难以了解真实情况。

皇帝作为最高掌权者，其受蒙蔽是必然的。尽管他们努力寻求真实的信息和情况，但臣下的蒙蔽手段往往更加高明。皇帝需要更加谨慎和智慧，以识破臣下的真相，做出明智的决策。天下皆知，“最高”掌权者在其显赫之际，心怀意得志满之情。彼时，他沉醉于治国之术中，领导之道已至化境，仿若尧舜重生，唐虞再世。在他的眼中，千古以来无人能出其右。喜悦之余，他或吟诗作画，或题字留念，更不忘对殷勤的接待者予以加官进爵。

这背后或许隐藏着一种危机。臣下以鲜花编织的陷阱，犹如安徒生童话中的光屁股皇帝，虽身处众人仰望的高位，却成了千古的笑柄。这一切，他或许一无所知。

若将这一切过失都归咎于臣下的蒙蔽，似乎并不公平。掌权者的主观因素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掌权者，或因一两次胜利而冲昏头脑，得意忘形，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或被臣下的赞誉所迷惑，将谀词视为实情；或是好大喜功，只愿听闻成就，哪怕明知有假，也欣然接受。

对于进言者，他们或有褒奖，或讳疾忌医，对过失、失败避而不听，哪怕明知为真，也怒目相向。更有甚者，对直言进谏者贬职罢官，甚至动辄施以牢狱之灾。喜柔佞而恶忠直，远君子、近小人……这些行为无疑为欺骗与蒙蔽之风提供了温床。

以唐德宗为例，李实的骗术何以能得逞？宫中有个叫成辅端的优伶，曾以歌谣形式揭露民间疾苦：“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伍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诬其“诽谤国政”，唐德宗竟不问青红皂白将其处死。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因上书请求缓征租税而遭贬官。可见并非下情不能上达，而是上位者根本不愿了解真实情况。

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皇帝之所以当众出丑，并非因为骗子的骗术多么高明，而是皇帝太过愚蠢，臣民又太过怯懦。但若此类“光屁股的皇帝”层出不穷，便不仅仅是个人智力或品质的问题，更应深入其背后的体制原因。在权力的迷雾中，真相往往被掩盖，而我们需要的是更加透明、开放的治理环境，让每一位掌权者都能真正听到人民的声音，了解真实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