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好汉一见宋江都惊呼“原来是宋公明哥哥”

奇技网导读

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电视剧领域的四大名著改编热持续升温。《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巨作的播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品味名著、重温经典的热潮。剧中鲜活的人物形象，成为亿万观众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时光流转，新版《红楼梦》的华丽呈现和新《三国》的战马嘶鸣，都以新颖的视角和大胆的改编赢得了广泛关注。而斥资巨大的新《水浒传》，更是引发了卫视荧屏的激烈竞争。在此背景下，深入理解有宋一代的基层政治制度背景，对于全面把握《水浒传》的内涵显得尤为重要。

谈及徽宗朝的宋朝，那是一个皇帝轻浮堕落、庙堂奸佞充斥的时代。外部有辽、金、夏的侵凌，内部则官吏对平民的剥削日益加剧，士人之间竞相追求奢华。徽宗的昏庸无能，与宋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相结合，再加上冗官、冗兵、冗费的弊端，形成了人民痛苦的根源。

《宋史》记载，徽宗失国之由，并非晋惠之愚或孙皓之暴，也不是曹马之篡夺，而是因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在这样的背景下，《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在风雨飘摇的大宋皇朝政治背景下纷纷登场。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如宋江、吴用、鲁智深、武松等，他们在落草之前，曾是州县基层的小官，属于所谓的“吏胥”之流。他们亦官亦民，却终因不堪忍受压迫，被逼上了梁山。

宋朝的吏胥是官员（品官和未入品官）以外的官职办事人员。尽管他们身份低微，但却熟悉各种法规和公文程式。吏胥的名目繁多，包括公人和吏人两类。《庆元条法事类》和朱熹的《朱子语类》都有对吏胥的详细记载。

宋江这一角色，在《宋史》中有记载，而在野史《大宋宣和遗事》中则为他安排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结局。但在《水浒传》中，宋江作为郓城县的押司，是一个办理文书、狱颂的地方小吏。他长期的基层行政经验为他日后成为梁山首领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也为他的招安思想提供了逻辑起点。

这些梁山好汉的命运与宋朝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他们的遭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和人民的苦难。通过了解有宋一代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基层吏胥制度，《水浒传》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素材。这部风云际会的巨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思考和感悟。众所周知，梁山好汉在接连战胜童贯和高俅的军事行动后，却选择了主动乞求招安。这一行为背后，反映出宋江内心深处的一种信念：“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使得原本应为对抗体制的斗争，转变成了地主阶级内部的派系之争。宋江，这位出身吏胥的领袖，与出身无赖的太尉高俅之间的较量，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冲突。

回溯到宋朝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崇文抑武、优容士子的社会风气。当时，积极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给予资金支持并亲自推动最高统治者赐匾给著名的“四大书院”。从这一视角来看，统治阶级对教育和知识分子阶层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在《水浒传》中，智多星吴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吴用，字学穷，道号加亮先生，被尊称为“教授”或“学究”。实际上，“教授”这一称呼在宋朝是正儿八经的学官职称，属于幕职诸曹等官阶。《文献统考》记载，自汉朝起，郡国都设立了学校官，到了魏晋以后，府、郡都置有经学士。到了隋唐时期，更是明文规定州郡需设立教授一职，负责教授经学。

进入宋朝，《宋史》记载景祐四年时，诏令藩镇设立学校，并要求其他州郡跟进。到了庆历四年，更是要求各路州、军、监均设立学校，并设立教授一职，负责经术义行的教导，以及课试和纠正学业不佳的学生。这些教授由运司及长史在幕职、州县内推荐，或者由本处举荐有德艺的人担任。

由此可见，宋朝对于教育和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水浒传》中的吴用不仅是知识的象征，更是统治阶级重视教育的缩影。而宋江与高俅的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对于教育和知识分子态度的差异和冲突。